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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棍球杆”之争

府间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IPCC)每5年左右出版一套报告;包括评估、影响及对策3卷。第一卷是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2001年出版了第三版,简称为第3次评估报告。由于报告是集中了全世界众多科学家编写的,全卷的主要作者百余人,而且报告是经IPCC大会批准后发表的,因此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但是报告中有的结论也引起了争议。

关于气候变暖的估计就是一个争议的问题。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对全球气候变暖有以下3点结论:(1)20世纪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了0.6±0.2℃。(2)20世纪90年代(即1990-1999年)是18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十年,1998年是最暖的一年。(3)冰芯、年轮等代用资料表明20世纪温度的上升是近千年中任何一个世纪中最大的。其中第(3)条结论的主要根据是曼(Mann)等建立的近千年北半球平均温度曲线世纪末气温呈缓慢下降,然后在20世纪迅速上升,其曲线的形状类似“曲棍球杆”。不少人对于这条曲线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称为“曲棍球杆”之争。

批评意见可以用3位作者代表:辛格(Singer)、麦肯梯尔(Mclntyre)及松(Soon)等。他们分别对这个“曲棍球杆”的头部、中部和把手部分提出了挑战。辛格在1999年就在EOS上对人类活动引起气候变化的问题提出质疑。他的观点与IPCC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1)现代气候没有变暖;(2)还不能肯定人类活动对气候变暖有多大的贡献;(3)用模式做的未来气候预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4)即使气候变暖,对社会也是利多于害;(5)京都议定书意义不大。在科学方面他的主要论点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当前气候变暖了。他认为:(1)20世纪是近千年来最暖的世纪不是根据代用资料做出的结论,曼等的代用资料序列止于1980年,到那时为止气温并没有超过中世纪的值;(2)辛格找到了一些延续到1980年以后的代用资料序列,但这些序列均未显示出1980年之后的显著变暖。(3)全球的卫星与探空资料也表明1980年之后没有强烈的变暖。因此辛格认为“IPCC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辛格的挑战主要集中在20世纪,特别是1980年之后气候的变暖。现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的是英国琼斯等建立的由陆地气温及海面温度综合得到的全球地表温度序列。IPCC关于气候变暖的(1)、(2)两点结论就是根据这个序列得到的。这个序列的资料覆盖面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只有30-40%,近20-30年基本稳定在60%左右。因此,由观测资料得到的(1)、(2)两点结论很少有人提出质疑。当然,任何一个序列均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要从根本上怀疑这个序列,理由不够充分。所以,争论的焦点是代用资料能否与这个观测序列衔接。至于有一些长时期的代用资料没有显示出1980年之后的变暖,这也不奇怪。本来气候变暖在全球就是不均匀的,甚至也有变冷的地区。卫星观测及探空气球都是观测的大气温度,而琼斯序列是地面温度。早已有不少科学家指出,对流层大气温度上升远不如地面激烈,甚至全球气候模式也支持这个结论。所以,大气的缺少激烈升温也不能作为否定地面的激烈升温的根据。另外,近来有人指出也有的卫星观测序列表明有变暖趋势。

此外,气候变暖还有一系列的旁证。例如过去100年海平面上升了10-25厘米。海洋的最上层300米的温度1998年估计比上个世纪50年代上升了0.3±0.15℃。钻孔温度表明,200-1000米深的地下温度在20世纪上升了0.5℃,全世界80%的钻孔温度是上升的。雪盖面积1980年代中期以来减少了10%,北极海冰厚度减少了30%。这些都说明20世纪,特别1980年之后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气候变暖的怀疑证据不充分。

但是,谈到20世纪之前的温度变化,情况就不同了。另外两位作者挑战的是曼的曲线的中部及开头部分。麦肯梯尔等认为曼的计算中有许多错误,从资料收集到处理都有不少问题。因此,他们完全用与曼等一样的方法以及同样的资料点,不过用更新的资料,改正了错误。新的结果在15世纪与曼等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有时要高出0.5-0.6℃。如果这属实的线世纪之前气温就不是近于直线的缓慢下降,而是有很大的波动,以至于暖的时期气温能与20世纪相比较,那么也就不成其为“曲棍球杆”了。“曲棍球杆”的名字就是麦肯梯尔提出来的。松等则认为中世纪(公元900-1300年)确实有一个暖期,一些地区气候的温暖程度可以同20世纪相比较,或甚至超过了20世纪。如果确实是这样,同样也就不成其为“曲棍球杆”了。

当然,由于各地区暖期出现的时间不同。如果求全球平均或半球平均,气温距平的数值不会像单点那么大。但是中世纪是一个温和的时间问题是不大。现在世界上已经有6位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近千年全球(或北半球)平均气温曲线,其中包括曼等的曲线,也包括中国作者提出来的曲线。在做出新的更好的千年气温序列之前就下结论说上个世纪90年代是近千年中最暖的十年,1998年是最暖的1年还为时过早。许多科学家认为现在还不能说麦肯梯尔等人的曲线就一定比曼等的曲线更准确。但是,这至少是一个新的信息,应当受到欢迎与鼓励,以求在科学上能得到更好的更可靠的结果。

曲棍球走出中国体育人才培养新路

女曲冠军杯赛刚刚结束,作为北京奥运会亚军的中国女曲,最终排名垫底。近日,中国女曲正对此进行总结。“一般的运动项目,以4年为周期进行新老交替比较正常,但对于群众基础薄弱的中国女曲乃至整个中国曲棍球界来说,却十分困难。”手曲棒垒中心主任雷军向记者表示。

坐等不如革新,为改变人才培养上的青黄不接,一种新颖的中国曲棍球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正在悄然形成。

即将举行的“首届中国莫力达瓦曲棍球节”,看上去只是个群众性的曲棍球嘉年华,但手曲棒垒中心主任雷军却对这个活动极为重视。在他看来,“莫力达瓦曲棍球节”的举办,将对中国曲棍球运动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被誉为中国的“曲棍球之乡”。中国曲棍球运动的诸多第一,都和这里有关:中国第一支曲棍球队,亚洲曲棍球裁判联合会的第一位女理事,中国第一个曲棍球国际A级裁判员,都出自莫旗。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女曲阵容中,有7名球员出自莫旗。

“达斡尔民族有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曲棍球的打法颇为类似。而当地的一种树,形状长得很特殊,稍加修改就是一根曲棍球球杆。”雷军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解释了莫旗和中国曲棍球运动的特殊关系。“2007年我到中心后第一次前往莫旗,当我的双脚踏上那块土地后,就立刻感受到达斡尔族对曲棍球运动的热爱。这种感受非同一般,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撞击,因为达斡尔族人不论年龄大小,几乎人人都有一根球杆,他们对曲棍球运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将曲棍球视为民族的骄傲,球打得好坏甚至成为评判一个人能力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

手曲棒垒中心副主任谈莺对此同样深有感触:“我曾经去过莫旗,和其他地区举办曲棍球比赛的冷清场面不同,莫旗对曲棍球运动有一种由衷的热爱。毫不夸张地说,当地百姓通常是全家老少一起来看比赛,有的人甚至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赶来。”

莫旗是我国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之一,也是内蒙古重点贫困旗县之一。受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由于在八运会上成绩不佳,1997年,莫旗曲棍球队的建制被撤销了。但即便如此,莫旗政府还是从紧张的旗财政里拨出80万元来扶持本地的曲棍球运动。莫旗曲棍球队也真争气,他们代表内蒙古于2006和2007连续两年夺得全国曲棍球锦标赛冠军,他们也是参赛队中唯一没有正式编制的球队。

随着手曲棒垒中心把莫旗纳入中国曲棍球发展规划的版图,特别是即将举办的“莫力达瓦曲棍球节”,将令莫旗和中国曲棍球运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北京奥运会后,我们对中国曲棍球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并制定了2009年~2020年中国曲棍球运动发展规划。把打造‘莫力达瓦曲棍球节’纳入规划,目的就是推广和普及曲棍球运动。这件事从去年开始正式协商,双方一拍即合。对于莫旗来说,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点,借曲棍球运动为打造经济发展平台,让曲棍球成为莫旗发展的一张名片。而对于中心来说,则可以更好地普及曲棍球运动,为曲棍球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雷军说。

雷军表示,过去和莫旗的合作,更多是停留在项目本身的层面上。中心虽然在装备和经费上给予莫旗一定的支持,但很有限。“以前,我们合作的领域不宽,方式也和其他省市没有大的区别。现在不同了,即将举办的‘莫力达瓦曲棍球节’,就是要利用莫旗曲棍球历史的积淀,来推动莫旗曲棍球的人才培养。我们力图把曲棍球做成文化,做成节日,特别是让孩子们亲自感受曲棍球运动的魅力,这无疑会更直接地带动莫旗曲棍球运动的发展,从而带动中国曲棍球后备人才的培养。”雷军说。

当然,除了举办“莫力达瓦曲棍球节”外,一些培养曲棍球后备人才的基础性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目前,莫旗和手曲棒垒中心在当地建立了8个曲棍球基点学校,到2015年还将增加到20个。届时,参与曲棍球的人数将达到1.5万人,至少可以为专业队输送500名专业队员。除此之外,莫旗还计划把现有的4块标准场地增加到8块,每个基点学校都将拥有标准的6人制曲棍球场地。“所有的基点学校都是和当地学校合作,在不影响孩子们学习的情况下,对有天赋和有兴趣的孩子进行训练。”雷军说。

这种把民族传统、地域特点及全民健身紧密结合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无疑为中国曲棍球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支撑。而这种为中国曲棍球运动量身定制的模式,也是其他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运动项目值得借鉴的。

目前,国内许多体育项目都在寻找各种方式,试图改变后备人才日益萎缩的现状。以冬季项目为例,早在十多年前,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就提出过“北冰南移”的战略。不过到目前为止,“北冰南移”似乎效果并不显著。在今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队获得的5枚金牌仍由东北三省选手包办。

冰雪运动在南方之所以难以开展,主要受限于缺少场地和群众基础薄弱。以湖北省为例,上世纪90年代,武汉曾在汉口的大智路修建了一个室内滑冰场,刚开业时,市民一时趋之若鹜。但新鲜劲一过,滑冰场的运营就出现困难,最后不得不关张。目前,湖北虽然有神农架和九宫山等滑雪场,但省体育局一直未就冰雪项目设置专门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湖北冰雪竞技运动实际上处于“三无”状态:无运动队,无运动员,无教练。神农架滑雪场虽然年年都有很多人前往,但主要是业余爱好者去休闲,谈不上是专业的雪上运动。

其实,有些项目也在努力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一条适合项目的后备人才培养之路,改遍地撒网为集中火力。比如,拳击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大多来自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则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举重运动员;而曲棍球则选择立足于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相结合的后备人才发展模式。

“就曲棍球项目来说,毕竟不可能像足篮球和乒羽项目那样,老百姓都主动参与,我们单纯依靠社会力量肯定是不行的。不能说中国曲棍球的后备人才就完全依赖于莫旗一地了,但莫旗确实有其先天优势。从技术角度看,由于曲棍球本身就是达斡尔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从莫旗出来的运动员,技术功底都很深厚。我相信,通过曲棍球节的推动,莫旗以后肯定还会出更多更出色的苗子。”雷军说。

“我们在全国建立了31个曲棍球人才培养基地,目前有后备人才5000~6000人。特别让我欣慰的是,由于大部分后备人才的培养,都依托于学校,这就使得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来打曲棍球。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制约着曲棍球运动的发展。”雷军说。

据雷军介绍,经费问题就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教练员的问题。“我们现在拥有一个不错的后备人才基数,但对应这个基数的好教练却非常少。”雷军说,“中国女曲之所以在此次冠军杯赛中表现不佳,其重要原因就是后备人才顶不上来,而后备人才顶不上来的原因,则在于教练。拿目前的中国女曲来说,有三四个条件非常好的队员,但由于她们在青少年阶段没有打下很好的训练基础和技术功底,导致她们不能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进国家队后再补课,虽然也有进步,但很有限,这是非常可惜的。”

为了尽可能地弥补教练方面的问题,手曲棒垒中心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实行“高层访问学者制度”。“目前在扬中一中的中国青年曲棍球队,没有实行主教练负责制,而是采用了领队负责制。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根据他们的年龄、成才特性、积累特性及技术环节,派出相应的高水平教练对其进行指导,等这批运动员成才后,相信能够缓解国家队目前面临的人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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